2009年，父亲在106岁高龄辞世，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被人们称为“百岁战将”。父亲生前讲过自己一生干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这句朴实的话语，是对他一生经历的高度概括。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温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冀中抗战期间的传奇经历和战斗故事，对今天的年轻人如何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自己的奋斗目标，如何勇敢担负起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历史责任，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在冀中树起第一面抗日大旗
1904年1月4日，父亲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他在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和残害，非常痛恨日本兵。上小学时，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正言”，他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者。
1922年，父亲17岁时终于走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参加了东北军。他参加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1923年冬天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毕业后当了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父亲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此时，父亲正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父亲回到华北在国民党53军任团长，1937年5月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可以说是追着国民党军队跑。根据中共53军工作委员会指示，父亲率领53军691团对日寇的进攻进行了坚决抵抗。1937年9月15日至10月11日，部队先后在华北地区永定河、半壁店、梅花镇与日军进行了3次激战。其中在河北藁城的梅花镇阻击战中，父亲指挥部队用设好埋伏、400米近距离突击日军的方式，以自身伤亡20余人的较小代价，一举击毙击伤日军700多人。这是“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河北省境内首次遭受重创，有力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几天后的10月14日，我父亲在河北晋县小樵镇主持召开了决定部队前途命运的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决定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担任司令员，并在所属各总队都建立了党组织，在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成功探索平原抗战打法战术
在冀中率军起义两个月后，父亲在阜平县城见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于是，冀中作为正式的军事、行政区便诞生了。1938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冀中地区是华北最富庶的地方，大平原一望无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和棉花。它地处河北省的中部，包括五十余县，人口近1000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开展敌后抗战，难度也不小。
过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些人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在1937年底，晋察冀军区召集冀中抗日武装进行整训的时候，聂荣臻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这番话对父亲鼓舞很大。
父亲经过全面抗战前长达6年时间的思考、研究并从梅花镇战斗等一系列成功战例中，慢慢摸索总结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原抗战战术。
从部队来说，最基本的打法就是改造地形，基本的作战方法就是村落狙击战。因为在大平原上，只有村落是可以依托的有利地形，部队住到村子里面，鬼子来进攻的时候，村里有咱们的部队，野外也埋伏有咱们的部队，这样的话打鬼子的时候就可以前后夹攻，打完以后，鬼子再集中兵力来“扫荡”的话，咱们就撤。华北平原人口密集，村落非常多，父亲研究出来的这种打法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踊跃支持。
父亲率领冀中军民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发明了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等种种神奇的战术，与日军展开殊死抗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对这一时期真实斗争历史的艺术注解。
1941年，在庆贺冀中军区和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时，党中央派人专程从延安送来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冀中军民抗战成绩的肯定。
与日军展开“脚丫子闪电战”
冀中抗日根据地，就像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根据地的壮大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视冀中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次次对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1941年，冀中抗日进入最艰苦严酷的阶段。这一年，冈村宁次担任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上任后提出“治安强化”的战略方针，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
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父亲指挥冀中军民以多种战术与敌周旋较量，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残酷激烈的作战环境中，父亲始终沉着、果敢、满怀激情，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为冀中百姓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1942年5月1日到7月1日，冈村宁次调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兵力共5万多人，还有4万多伪军，并配备三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式的“五一大扫荡”，妄图消灭冀中军区主力和领导机关。这期间敌人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建军事据点1753座，挖封锁沟4187公里，把冀中区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反“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召开干部会议，父亲在会上作动员报告时不失风趣地说：“将有10万鬼子兵扫荡冀中区。敌人对我们进行闪击战，我们要对敌人进行脚丫子闪击战……”5月1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总工会召开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父亲和黄敬在会上讲话，号召机关干部分散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坚持斗争。
5月2日，父亲将部队巧妙地化整为零，转战冀中，组建成灵活机动的武工队与敌人周旋。鬼子天天“拉网扫荡”，部队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每天晚上都要行军百十里地。最多时，他一天之内打过五仗，常常一马当先。
在历时两个月的反“扫荡”中，父亲指挥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7521名，胜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脚丫子闪电战”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从冀中成功突围后，父亲和黄敬率部队向太行区转移，到涉县八路军总部时，刘伯承、邓小平亲自迎接，彭德怀也来看望慰问。后来又经过数月转战，1943年1月父亲率领部队回到了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同年8月，父亲奉中央军委命令带冀中部分主力(九个正规团)去晋绥，出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从此，他离开了自抗战以来战斗了将近七年的冀中大地，离开了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冀中人民。
张学良关注老部下抗战成果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我军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下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最早到冀中根据地的国际友好人士有英国学者西林(林迈可)、美国记者韩森、美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著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印度柯棣华大夫都来冀中工作并献身于这片土地。
父亲早年曾长期担任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副官，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就把父亲从华北直接调到西安在身边做内卫，和周有很多接触。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父亲跟张学良说，三天之内你能回来，我就跟着你干，三天之内你要不回来，我马上回部队拉起队伍抗日去。结果张学良被蒋介石扣住没回来，父亲就立即动手赶回华北带部队抗日了。
自西安事变后，父亲和张学良就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两人才建立了书信往来;父亲曾多次试图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东北看看，但终未成行;直到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终于获准偕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之后，受原政协主席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的委派，5月23日，父亲一行5人搭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大洋彼岸——两人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终在异国相聚。
张学良将军对国家的统一、抗击日本侵略者是很用心的，虽然后来他被长期软禁，没有机会带领部队到一线抗日救国，但他对当年父亲和他分别后拉起队伍举起抗日大旗的做法非常欣慰，对父亲领导敌后抗战的辉煌成果也很赞赏。1991年他见到我父亲时就幽默地说：“你是‘地老鼠’!”说的就是父亲在华北领导地道战的事情，也说明他对父亲的抗日经历是非常熟悉的。
凭着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赫赫战功，1955年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人们尊称他为“抗日名将”。对此，父亲经常说：“我不过是战争的幸存者，老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常常想起那些为了保护我们而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乡亲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人，不在于活多久，当多大的官，而在于给人民做多少事。”我是搞国防工业的，能够安安心心一辈子埋头做研究，包括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父亲的这句话，对我一生影响都很大。